王在全：像经济学家一样思考：激励与最优选择

每次我们确立一项权利或一项规则时，我们都会存在或消除激励，影响他人的行为和结果。

我们已经逐步建立了像经济学家一样思考TLE计划工具包，并用它来探索经济学的一个中心结论：做出理性选择的个体可以聚合成社会选择的结果。但在某些情况下，个人的最优选择最终会让每个人的境况更糟。本文探讨激励和最佳选择的问题，比如在公海上演的囚徒困境、剧院个人起立看歌剧、《你好，李焕英》剧中八十年代黑白电视机的抢购等。

世界上一些大型商业渔场濒临崩溃，过度捕捞已经使鱼类枯竭，人类的捕捞活动也变得不可持续。我们从博弈论“囚徒困境”模型来分析，渔民其实就是囚犯，因为他们每个人单独做的事情对他们所有人来说都有可能是一场灾难。所有的渔民本可以聚在一起，同意减少年度总体捕捞量，但这样的大型协议几乎不可能谈判成功，经过多次的谈判总是会失败告终。在目前的回报矩阵下，如果其他人都限制了他们的捕捞量，我最好尽我所能去增加捕捞量。如果没有其他人限制他们的行为，我最好还是尽我所能的捕捞。目前的控制措施已经证明是不够的：对捕捞季节的长度有限制，每年都会缩短，以限制总捕捞量。但是鱼类的数量持续减少，所以捕捞季节必须缩短，对个体的激励就变得极端。他们购买更大更快的船和更昂贵更先进的设备，他们不顾恶劣天气状况外出，使航行变得越来越危险，捕捞成本就越来越高，从而鱼类在市场上的售价也越来越昂贵。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一位经济学家提出了一个非常基本的解决方案，并在冰岛雷克雅未克渔场首次付诸实施。其基本经济学原理是，改变个人激励改变行为，改变社会结果，从而解决社会问题。重新设计了一套完整的激励机制，使个人捕鱼的行为更加符合渔场的可持续发展，而不是最终的鱼类枯竭。具体做法是，每座渔场被分配一年的总许可捕鱼量，然后每条渔船被分配一个单独的可交易额。捕捞季节并没缩短，减少了在危险条件下渔船出海的动机。这其中还有更多的经济社会意义：个人捕鱼配额不仅是永久性的，而且是可交易的。现在，如果一艘高级船只从别人那里购买相关捕捞权股票，它就能增加捕鱼量。性能较差的船只，包括一些懒散的船长，都可以避免出海捕鱼危险和出海支付的成本。自愿交易权利的双方都得到了改善，这是帕累托效率。长久争议的社会问题得到控制，“囚徒困境”得到解决。

像经济学家一样思考TLE，教会我们面对争议的社会问题时如何审视规则和权利。在某些情况下，玩家的权利是由公共政策主体等外部力量决定的。在其他情况下，规则已经演变为游戏的一部分，由玩家自己设计和接受。围绕任何互动的规则和权利决定了相关个人面临的激励。更改、澄清或重新定义权限也将是重新定义玩家的最佳策略。权利的行使可以消除帕累托的结果和交易的障碍，事实上，经济思维中隐含的智慧已成为法律原则的基础。这一切对你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在像经济学家一样思考时，你应该始终问自己以下问题：一、这种情况下的规则和权利是否会产生任何囚徒困境激励机制？二、这种激励机制会导致个人采取理性策略，最终伤害到我们所有人吗？三、规则或权利是否可以重新设计或重新谈判，以促使个人做出更好的决定？

权利和规则规定了激励和个人最优策略。权利和规则可以被有意识地设计来影响他人的选择和行为。像经济学家一样思考的很大一部分是在预测未来。